钱晓菲 | 设计教育空间：美国现代学校建筑观念的形成
✦ 钱晓菲，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 按语
一叶知秋：现代教育观念的“微观”探寻
张斌贤
教育现代化是常议常新的话题。同样，作为教育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观念的更新或现代教育观念的起源和演变，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在中国教育学界，但凡论及教育观念的更新与现代化，主要关注的是诸如世俗化、理性化、民主化、制度化等宏大观念。事实上，所谓现代教育观念是由一系列涉及教育不同层面、不同方面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有机构成的复杂系统。不同层面和方面的观念影响或支配着不同的教育活动，进而作用于整个教育制度的运行。
从欧美国家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看，在以国民教育制度为基础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基本确立后，直接制约这个制度运行的恰恰是那些相对微观和具体的教育观念，例如儿童观、知识观、教师观、学校观，等等。因此，无论是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探讨还是相关政策分析，仅仅关注那些宏大观念显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不合理的。
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一种对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和运行发生重要作用的教育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都经历了一个长期和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教育观念本身逐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史，是其在“观念市场”与各种不同观念相互竞争、从模糊到清晰、从杂乱到系统的进化史，也是其不断扩散、接受、检验、修正的传播史。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某种思想观念逐步生成并确立其在现代教育观念体系中的地位。只有具体梳理教育观念的演变过程，才有可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这种观念内部的复杂性，从而真正从理论上合理把握其内涵，并在实践中加以推广或试验。
本专栏两篇论文基于较为充分的一手史料，充分借鉴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分别探讨两种相对微观的教育观念在美国的起源、变化及其在实践中的推广过程。《“完整儿童”观念在美国的早期演变》重点探讨19世纪、20世纪之交，儿童观念的复杂变化如何发生，“整体儿童”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儿童观是如何确立并不断改变着学校教育的面貌和精神气质。《设计教育空间：美国现代学校建筑观念的形成》一文所讨论的主题是从19世纪前期至20世纪初不同时期人们对校舍意义、功能认识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产生了学校建筑的革命性变革。
作为现代教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建筑观念的兴起及其确立是教育发展中的一次重要变革。在某种意义上，校舍如何从起初任意一处空房间逐渐转变为定制的教育空间（即从外观到内部布局皆有其特定用途与意义的建筑）的过程，既是教育逐步制度化、正规化的过程，也是现代教育观念日渐成型的过程。在美国，学校建筑观念兴起于19世纪30—60年代，并最终成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校建筑观念经历了复杂的流变，不仅深刻而明显地改变着学校建筑的面貌，实际上也借由教育空间的发现、生产与重塑，在空间上重新界定着学校与儿童生长的关系以及学校在社会中的位置，从而推动美国教育观念的现代转型。但从研究现状来看，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仍较为有限，且多为个案研究，未能从整体上把握学校建筑观念的形成及其对于教育变革的历史意义。因此，有必要对美国学校建筑观念的兴起历程加以梳理，着重分析学校建筑观念的复杂流变与历史意义，从而更为完整、立体地认识现代教育观念复杂的建构过程及其丰富的意蕴所在。另外，学校建筑的研究或可为理解教育观念如何具体而微地影响与改变教育实践打开一扇新窗口。
一、发现教育空间：细数学校建筑现状之“罪恶”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在公共学校运动之前，美国的学校建筑并未与学校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尚不具备“为达到特定的教育目的而兴建的教育活动场所”这一现代含义。早期的公共学校多为不分级的“单间教室学校”（one-room school），顾名思义，一所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同时容纳不同年龄的儿童。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城镇里，公共学校通常与政治会议厅、消防局共用一栋多层建筑，由市政部门或慈善团体出资，租用其中任意一间房间，充当“校舍”，大致可容纳200~300名学生。而在广袤的乡间田野，人口与建筑稀疏之地，通常为一座独立的小木屋，同样只有一间教室，平均容纳50名学生。[1]这些小木屋通常还是乡间社区的活动中心，“在遍布全美的单间教室学校里，牧师会见教友，政客与其信徒召开秘密会议……邻里四舍聚在一块儿，围观拼写比赛或激烈的辩论。”[2]19世纪初，绝大多数的校舍都不是为教育量身定制的，而且这极少被视为一个问题。但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学校运动的开展，“校舍之罪恶”日益成为一个常见的话题，频繁地出现在各地的学校调查报告、各类教育杂志、各种地方性乃至全国性的教育会议记录及牧师的布道辞中。在批判性修辞中，公共学校改革者发现教育空间，将破败简陋的校舍与多重恶劣后果紧密地勾连了起来。
（一）损害儿童与教师的健康
破败的校舍严重地损害了长期置身其中的儿童和教师的健康与活力。在学校调查报告以及各类公开演讲中，改革者们一再哀叹“校舍如此无视教师和学生的舒适与健康”，并频繁地运用“囚徒”“受难者”等来比拟儿童和教师在现有校舍下不舒适的日常体验，试图激起社区公众改良校舍的意识。具体而言，在公共教育之友看来，现有校舍的缺陷会如何危及儿童和教师的健康呢？首要的一点在于大部分校舍空间狭小，加之通风不畅，造成教室内空气污浊，进而直接损害儿童与教师的健康。日复一日地囿于校舍内的逼仄空间，“50~60名儿童因呼吸而迅速产生的废气，间或夹杂着某些因贫困而未能保持卫生的儿童所散发的臭气，由于未能经空气流通而转换，很快便会使教室内的空气变得污浊”[3]。除此之外，公共学校改革者还指出了危及儿童健康的各项建筑细节问题，这些问题均反映出“校舍”的修建如何罔顾“教育”功能，大多数的校舍只是被误称为“校舍”，根本不具备“校舍”之义。
（二）降低教学效率
学校建筑中存在的各项问题降低了学校的教学效率，这一方面是由于不舒适的学校建筑环境所间接导致的。设想，“连续几小时的疲倦、忍受呼吸不畅的痛苦、不合身的课桌椅，但凡校舍还与上述体验有关，那么儿童讨厌学习，不情愿上学，便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4]另一方面，校舍内各类不合理的布局会分散儿童的注意力，直接影响其学习效率。譬如，“校舍常常坐落在马路边，暴露于马路的尘嚣之下”；“由于沿袭旧制将课桌钉在墙边，使用课桌的儿童常常背对教师，面向窗户”；没有独立的课桌椅，“儿童挤坐在同一张长凳上，相互推搡、彼此干扰”[5]；等等。在改革者们眼中，这些方面所产生的真正恶劣后果，并不在于一时一刻的分心所造成的教学效率低下，而在于长此以往，这种极易干扰学习的建筑环境将阻碍儿童理智习惯的养成，尤其是集中与专注的能力。
（三）败坏儿童的品格
学校建筑还将深刻地影响儿童可塑的心灵、性情与品格。儿童的心灵是一块可塑的白板，因此“校舍内及其周边不应有任何会玷污心智、败坏心灵，或激起邪恶和禁忌欲望的事物”[6]。但事与愿违，大部分校舍坐落于马路边，且无绿荫遮蔽，直接暴露于马路的尘嚣之下。由于校舍没有配备操场，儿童只能在马路上玩耍。以纽约州为例，1844年学校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县督学视察过的9368所学校中，未配有操场的学校共计7313所”[7]。而“倘若儿童只能在马路上玩耍，那么他们被那些时常在马路上打闹之人的放荡行径带坏，也就不足为奇了”[8]。不仅如此，大部分校舍缺少必要的清洁设备，如教室入口处供擦拭鞋底尘土的脚垫、挂放外套的衣架、盥洗盆等，不利于儿童培养整洁、有序、得体有礼等品德习惯。
（四）阻碍公共教育的发展
破败的校舍具象化地表征了公众对公共教育的冷漠与普遍的不尊重。在这种“有辱人格的”环境内从事教育的教师，很难被看作崇高的专业人员而受到尊重，同样地，其所代表的公共教育更难被视为一项备受重视、值得崇敬的事业。相反，这些破陋的校舍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公共学校的历史污名——“贫儿学校”，令人唯恐避之不及。如圣路易斯市督学约翰·泰斯（John Tice）所指出的：“社区对公共教育体制抱有普遍的偏见，即将公共教育等同于贫民教育，因为25年前，在中部、南部和西部各州，公共资金仅用于资助那些无法支付学费的人入学。”[9]对多数人而言，将自己的孩子送入这些破败的校舍，是不光彩的、耻辱的。因此，为吸引更多中产阶层乃至富裕阶层的子女入学，使公共学校能真正地面向所有儿童开放，公共学校建筑的革新迫在眉睫。
二、定制教育空间：现代学校建筑观念的开端
公共学校运动领导人不仅在批判性言辞间发现教育空间，还着手设计理想的校舍模型，寓公共学校理念于学校建筑之中。实际上，19世纪30—40年代相继出版的几份重要的学校建筑报告或指导手册，均由知名公共学校运动领导人撰写或汇编。不同于其他常用的建筑指导手册，这些学校建筑指导用书并非纯粹技术意义上的校舍样板簿，融贯其中的教育学意蕴是它们共有的鲜明特色。“正是其教育学为改良的校舍设计注入了精神内涵，而所谓教育学，指的是关于人可以成为什么、应该成为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的理论。”[10]
（一）学校建筑设计的功能性原则
功能主义是校舍具体设计的首要原则，即“公共学校校舍应为教育量身定制，正如教堂献身于宗教”[11]。具体而言，校舍的修建要充分考虑到其所容纳的特定群体（教师和儿童）的健康与舒适，及其特定功能（公共教育）的有效发挥，并据此区别于其他建筑。而且校舍建成后不应挪作他用，“因为校舍是为了教育之目的，而非其他用途而建”[12]。
就校舍内部的整体布局而言，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便是“分区”（见图1）。单间教室被秩序井然地划分为几大区域，如门厅（学生入口处，配有供踩踏的脚垫和挂放外套的衣架）、教师讲台（配有各类教具和教辅用书）、课桌椅摆放区与过道。总体而言，各个区域的大小以及区域之间的间隔均需精心计算，以确保各部分空气畅通、功能最优化，且互不干扰。
从微观层面看，“舒适”和“效率”原则将贯彻至校舍内部布局设计的每个细节。以课桌椅为例，学校课桌椅应比照着4~16岁儿童的身量而非成人的身量制作，并根据儿童年龄定做不同规格的配套课桌椅；课桌椅的设计要为每位儿童留有充足的舒适空间，便于儿童入座和起身，而不至于打扰到周边的其他人，因此，独立的课桌椅或两人一桌式课桌椅优于旧式的无靠背长凳；课桌椅的摆放应注意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有助于儿童培养专注的习惯，且便于教师对整个班级的监管。
不过，“效率”和“舒适”并非校舍设计的终极目标，而仅仅是服务于公共教育目标的手段与途径。通过传授共同的读写算知识以及文学、历史和地理基础知识，培养专注等基本的理智习惯和整洁、守时、有序等良好品行，公共学校将成为“自我教育艺术之入门”，意在塑造具备自治精神的公民。学校建筑设计的“功能性效率”原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公共学校教育致力于唤醒学生的自治精神，使其及早并尽可能广泛地开展自我教育的工作。所以，为教室配备算盘、地图等教辅用具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使教学更具吸引力，也是出于裴斯泰洛齐的直观教学原则，便于训练有素的教师更为有效、准确地传授知识，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成本浪费。更为重要的是，为教室配备合适的教辅用具，有助于“唤醒学生对于认识这些不同事物用途的渴望，刺激他们通过看、听、操作去熟悉了解这些事实与原则”[14] 。
（二）学校建筑设计的象征性意义
为摆脱“贫民学校”这一历史污名，提升公共学校的崇高性与神圣性，学校建筑设计还需考虑其符号象征意义。“每一处校舍都应成为一座神庙，庇护社区内每个儿童的身体、智力和道德文化，并与每个人心中对真理、正义、爱国精神和宗教那最初且最为强烈的印象联系在一起。”[15]这将部分地通过学校建筑外观样式等加以可视化、符号化，使公共学校成为知识圣殿；部分地借助落成典礼等仪式化行为，让公共学校成为社区的文化绿洲。
亨利·巴纳德（Henry Bamard）在其亲自设计的两幅校舍图纸中采用了希腊复兴式建筑外观（见图2），代替传统的新英格兰公理会教堂式外观（见图3），并非仅仅因为希腊复兴式建筑是当时流行的样式，而是有其深刻的寓意。“作为最典型的超验主义改革，希腊复兴式学校建筑外观融汇了古希腊艺术丰厚的想象力与古罗马建筑所呈现的个人的非凡意志，意在通过其宏伟的古典风格激活下述想象，即每一个农家男孩都可以成为另一个苏格拉底。”[18]其所蕴含的浪漫主义人性隐喻——人是神性的一部分，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与巴纳德强调人的可完善性这一乐观主义信念相契合。除希腊复兴式建筑外观，拾级而上的入口设计，则同升高的教师讲台一样，着意提升公共教育事业的神圣性。
此外，公共学校还应成为社区的文化绿洲，滋养社区的道德氛围与公共意识。因此，落成仪式是校舍修筑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祷告与赞美诗将拉开这一欢欣的公共庆典的序幕，“社区内所有成员都将到场，学生、教师、家长、老年人和年轻人济济一堂，各个领域内备受尊敬的人士都将受邀出席，并在这一重要的场合发表演讲。他们将共同见证公共学校的落成，而公共学校将致力于庇护每个儿童的身体、智力和道德文化”[19]。
借助各类教育组织和教育期刊的宣传，学校建筑指导手册广为传播。以《学校建筑》为例，1838—1855年，该书再版6次，共刊印了1.25万册，销往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罗得岛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等地。[20]由此，公共学校运动领导人“普及了一种新观念，即学校建筑设计与教育密切相关，学校建筑是教育过程的一部分”[21]。在这种新观念的影响下，学校建筑的空间形态逐渐演化，1847年昆西市文法学校开始重组校舍，由原先不分级的单间教室校舍改为年级制校舍。到19世纪中期，许多城市学校纷纷效仿昆西市文法学校校舍样式，重组教育空间。在校舍内，作为新式课桌椅，独立、配套、固定的课桌椅渐渐取代了旧式的长凳和钉在四周墙边的长排课桌椅。但到19世纪末，这些曾一度被视为时髦的学校建筑样式又成为过时的、亟待改造的对象。
三、重塑教育空间：现代学校建筑观念的确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广泛的进步主义改革下，教育改革者继续思考、探讨学校建筑与教育的关系，并竭力通过运动、立法等组织化行动重塑教育空间，以回应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概括而言，这场重塑教育空间的多方努力主要表现为三个相互联系但各有侧重的方面，分别是学校建筑卫生、空间分化以及向社区开放。
（一）学校建筑卫生
得益于生理学、现代医学、儿童研究与儿童福利运动的发展，学校建筑内的儿童身体在进步主义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一方面，通过研究者的著述与改革者的演说，“儿童期”作为人之生长的关键期与特殊阶段，逐渐被发现且日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与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儿童”相悖，学校建筑内鲜活的儿童身体长期处于隐匿、被忽视的状态。自19世纪80年代起，个人或组织志愿发起各类针对城市学校体系内儿童身体状况的调查，而调查报告的结果一再地揭露了令人忧虑的现实状况，即城市学校内的大部分儿童均有着程度不一的健康问题。各类学校体检报告所发现的儿童健康问题，如“视力缺陷”“身体畸形（如脊柱弯曲）”“肺结核”等，被冠以“学校疾病”之名，主要归咎于不合理的学校建筑设计与令人疲乏的学校生活。[22]“学校建筑卫生”逐渐成为学校建筑讨论的核心主题，而“所谓学校建筑卫生是指学校建筑修建过程中会影响儿童健康的一切事情”[23]。
在进步主义改革的浪潮之下，这类呼声不再仅仅作为原则束于言辞之高阁，而是通过各种制度性的安排，包括学校卫生立法、设立学校卫生部门、引入学校体检制度等，“学校建筑卫生”的观念切实地改变了学校建筑的空间形态。为了儿童的安全与健康着想，除借技术进步改用防火的建筑材料、改善通风装置外，校舍内分化出许多新空间，如用于儿童体检的医务室、为患肺结核的儿童专设的“露天教室”①、为增强儿童体魄而建的配有运动器材的体育馆或运动场、为提供营养午餐而设的学校食堂等。
需要说明的是，这方面的努力孕育了崭新的儿童观念，而非对学校建筑设计功能性原则的简单扩展。对于贺拉斯·曼（Horace Mann）等公共学校运动领导人而言，学校建筑设计之所以要充分考虑到儿童的舒适和健康，避免因不合理的学校建筑设计使其健康受损，是因为局促的空间、不洁的空气所带来的不舒适体验极大地降低了儿童的学习期望，削弱了儿童理智能力的发挥。换言之，在这方面，学校建筑设计的目标是避免儿童身体受损，将儿童的身体健康与舒适作为条件，达致充分发展儿童智力与品格的目的，以期尽快培养出具备自治精神的公民。
而按照新的儿童观，进步主义教育家“将儿童视为一个整体，认识到精神与身体并非是相互作用的两个部分，在与生长及发展的联系上，它们是同一的”[24]。“一旦清晰地认识到除理智功能外，大脑所行使的身体功能的多样性与重要性，竭力变革教育以使学校生活能够对儿童的身体生长与发展施以积极、卫生且有益的影响，就变得至关重要。”[25]因此，体育馆或运动场需成为学校建筑的基本要件，因为学校建筑设计不仅旨在“避免损害儿童健康，还应致力于增强儿童体魄”[26]。
（二）学校建筑的空间分化
学校建筑卫生运动在空间上重新界定了学校建筑与儿童生长的关系，而学校建筑内部的空间分化集中体现了对于学校与课程的新思考。在“黑幕揭发运动”中，以教授读写算等基本知识为主的传统学校教育受到了猛烈的抨击，而作为其活动承载空间的学校建筑也难逃责难。进步主义教育家威廉姆·沃特（William A. Wirt）曾在1912年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的大会演讲上公开批评道：“最糟糕的教育建筑样式是这样一栋由砖石砌成的恢宏建筑，其内每一样设备都臻于完美，皆致力于让孩子们安静、笔直地在座位上坐一整天。这种传统的学习式校舍也许要为教科书式机械学习负很大一部分责任。”[27]
为重塑教育空间，学校建筑的内部空间有待分化，意在为日益丰富的课程和活动定制各类专属空间，让学校成为“雏形的社会”，为儿童的生长及其经验的不断重组与改造提供一个有机的整体环境。这种综合学校建筑的理念及实践在沃特领导的进步主义学校实验——“葛雷制”（Gary Plan）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在葛雷制学校中，“儿童在教室和图书馆中看书，在游泳池里玩耍，进行一般的体育训练，在手工工场、花园、绘画室和实验室，儿童可以从做中有效地学会很多事情。”[28]学校建筑内分化出的各类空间——手工工场、礼堂、操场等不仅预示着更丰富的活动，更是借各类空间的有机组合，为完整儿童的生长提供完整的生活。另外，通过一种二部制的组织形式，即“把学校学生划分为两组，一部分学生在主教室学习基础科目，另一部学生在特殊活动室进行活动课程”[29]，交替活动，充分、不间断地利用校舍，葛雷制为解决日益膨胀的城市学校体系所面临的“校舍供应不足”这一紧迫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综合来看，葛雷制完美地融汇了不同的进步主义改革团体多年来所寻求的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冲突的改革目标。正因如此，相较于其他以儿童为中心的进步主义学校实验，葛雷制得以最为迅速且广泛地推广开来。“1912年，采用葛雷制的学校还只有6所，到1929年，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有41个州，202个城市的1068所学校采用。”[30]不同城市学校体系引入葛雷制的第一步便是重组教育空间，增设操场、手工工场、实验室、礼堂等空间。
（三）学校建筑向社区开放
除学校建筑卫生与空间分化外，进步主义时期重塑教育空间的另一重要方面旨在实现向社区开放校舍，通过在校舍内提供有指导的活动及组织化的特定空间，让校舍直接成为民主中心、休闲中心与社区中心。这方面的努力同样汇聚了多方力量，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中心运动”（Social Center Movement），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学校建筑观念及实践，重新定位着学校在社会中的位置。
在进步主义改革者看来，传统观念下的学校建筑首先因其只具有教学的功能而未能充分利用，因此是低效的，是对公共资产的浪费。除经济方面的考量外，更为关键的是，仅作为“知识圣殿”的学校建筑无力解决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包括：变动不居的城市生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削弱了家庭、社区等传统权威机构维系社会秩序的能力；异质性的人口构成带来的多元文化、各类社群在城市空间内的聚集与分化，进一步瓦解着一种统一的社会秩序；在工业化、城市化下不断激化的阶级矛盾，滋生贫困、犯罪等问题。因此，学校建筑不能再仅仅通过建筑外观和落成仪式，在象征的意义上成为社区的文化绿洲，而需更直接、积极地发挥其对于社区的作用，“成为丰裕的社会服务之中心，并浸入当下的社会生活之中”[31]。通过开放校舍，在校舍内设立公共游戏场地，提供戏剧表演、田径运动等健康有益的休闲活动，校舍可以成为休闲中心，让人们远离滋生罪恶的城市街角沙龙、舞厅、小酒馆。训练有素的护士和家政学教师会指导妇女如何科学地喂养孩子、改善家务。校舍还可以充当各地方、各州乃至全国普选的投票站，激发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
尽管社会中心运动的领导人时常会用一种怀旧的口吻，追忆那些曾一度饱受诟病的古老的乡间校舍，并将社会中心运动的精神归之于乡间校舍，但从实践来看，“社会中心运动”并非回归传统——自治的民主艺术，其根基乃是一种名为“社会效率”的崭新的社会观念，即“通过有意识地控制环境以实现稳定”[32]。组织化的空间和有指导的活动才是社会中心运动的核心所在。制度化的学校将直接参与家庭生活的改造，指导人们更好地利用闲暇，凝聚社区精神，重塑工业化城市社会发展所需的良好秩序。而这极大地拓展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意味着学校需承担起失效的家庭、社区一贯履行的社会功能，成为核心的社会化机构。
在“社会中心运动”的推动下，各类志愿组织率先在纽约、罗彻斯特等城市开展实验，并通过立法确立其合法性，进而推广至其他城市及地区。截至1913年，21个州内的71座城市均建立了城市中心；而到1914年，17个州通过相关法律，包括5个东部州、5个中西部州、4个远西部州和3个南部州。[33]在具体的实践中，这种崭新的观念在学校建筑上留下了清晰可查的印记。譬如，学校礼堂通常设于学校建筑的正中心，且布置在一楼，以便于社区人员进入；可移动、可调节的课桌椅代替了固定的课桌椅；等等。
学校建筑卫生、空间分化及向社区开放这三方面的努力相互交织着，重塑了学校建筑的面貌。由单间教室校舍转变为多功能的现代综合校舍，学校已不再仅仅是教授读写算等基本知识的知识圣殿，而意在成为雏形的社会，为完整儿童的生长提供有机、整体的教育环境，作为组织化的社区中心重构社会秩序。这种崭新的学校建筑模型最先出现在个别城市中，很快便在各类运动中推广开来，并在广泛、普遍的立法中得以确立。据校舍设计与建筑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ol Hous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主席弗兰克·库帕（Frank I. Cooper）统计，截至1920年，“除阿拉斯加州、密西西比州和密苏里州外，其余各州均通过了大量有关校舍设计、修筑与卫生的立法。相关立法共计1134项，而在10年前，仅有不到200项立法。”[34]
四、结语
追溯美国学校建筑的早期形态，回顾现代学校建筑观念兴起、流变的百年历程，可以发现，“学校建筑”并非一经出现，便天然具备了“为达到特定的教育目的而兴建的教育活动场所”这一现代意蕴，学校建筑的变化亦非纯粹技术进步的产物，实际上蕴含了丰富的教育内涵与重要的历史意义。在美国教育史中，这种重视学校建筑的教育功能的观念发源于19世纪30—60年代的公共学校运动，并最终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以确立。现代学校建筑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复杂流变的历程，并深刻地改变了学校建筑的面貌。
从单间教室校舍到多功能的现代综合校舍，从无靠背的长凳到固定的课桌椅，再到可移动的课桌椅，学校建筑各方面的变化可视化地呈现出现代儿童观与教育观的形成过程。但不止于此，因为，“空间并不只是社会活动的容器……空间不但包含了行为，而且是构成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人们改变空间并建设新的环境以更好地契合他们的需要”，反过来，经过改造的空间“影响着我们所作所为的方式”。[35]通过教育空间的生产、重塑及日复一日的空间实践，学校建筑的变化潜移默化地推动着教育观念的现代转型，以及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确立与扩展。
注释：
①“露天教室”通常设于校舍楼顶，或置于常规教室，但会敞开窗户，并关闭供暖设备。作为为患肺结核的儿童提供的治疗方案，其核心要素包括自然通风、营养午餐、自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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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玲玲，刘原兵 | 中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与经合组织能力框架的比较研究——以初中学段为例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11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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